当然，如果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无助于增进大多数人的利益总量，开征房产税也就不具备合法性了。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法国，甚至是德国，也将步其后尘。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的经济学家乔基姆·费尔斯(Joachim Fels)和马诺伊·普拉丹(Manoj Pradhan)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不过，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循环，纽约瓦尔哈拉高频经济公司(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B·温伯格(Carl B. Weinberg)说，在我的记忆之中，战后任何时期都没有哪个主要工业国家在上一轮衰退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再一次陷入了衰退。温伯格和其他一些人警告，欧元区正在重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覆辙。毫无疑问，两国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经济数据显示，欧洲的艰难局面已经持续多时，失落的十年可能会变成现实。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经济学教授卢克雷西娅·赖希林(Lucrezia Reichlin)说道，我们知道，如果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抑制，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根据较为悲观的预测，经济下滑可能持续数年。不要错失改革良机记者：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
结果，十年下来，身兼发展与改革两大重任的发改委，既没有把宏观调控搞好，也没有把体制改革搞好。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就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而且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所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以便加强改革的总体协调，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防止改革被利益集团所左右，防止改革本身出现系统性风险。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比如说社会危机，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推改革恐怕就太晚了。
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了。
去年9月我们去温州调研时，温州市政府就提出了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想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高层领导这么快就拍板决定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对于近期增长速度下滑根本不用过分担心。从教训来看，清朝末年，改革与革命赛跑，起初清政府迟迟不愿意实行改革，结果，等到清政府终于明白了非改革不可的道理时，人家已经不让他改了，革命爆发了。一方面要有对外开放的时间表，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以推动国内的改革。
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我们要接受日本的教训。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搞财税体制改革。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搞金融体制改革。第三，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实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举措上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搞农村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初期，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过去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理论也不灵了，所以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实践探索。
等到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以后，才开始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因为在这一领域，利润太薄，又带有公益性质，民营企业不愿意干，但是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又十分需要，并且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第一，要处理好危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关系，从危机导向为主变为利益导向为主。进入专题： 改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就连铁道部也推出了吸引民间资本的新举措。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这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问题。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经过一轮的放松——紧缩调控，现在的经济形势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的状态，增长速度再次快速下滑。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应对增长速度下滑上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性改革都没有大的动作。
不改革，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中，金融领域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
记者：您认为，当前或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呢？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魏加宁：我认为，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还有福建省，我前不久去福建时，得知他们在推平潭开发区建设，希望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包括让台湾人来参与管理，等等。
它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日本在实施金融改革开放时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首先实现了日元的可兑换和浮动汇率（上世纪60、70年代），然后才推行国内的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结果就出现了国内资金绕道境外分行再转贷回国内企业的现象，一方面导致资金的成本上升、投机的风险加大，同时也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灵。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基层探索为主，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偶尔也有一些顶层设计，比如说1994年推出的宏观配套改革。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实行国内金融自由化，而是搞护送团队、人为压低利率，结果资源扭曲配置。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是由外而内，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改革。但如今，经过多年的系统学习和国外考察，以及大批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我们不仅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国外经验教训。
但改革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争议一直存在。最后看中国的经验教训。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第一个现象就是高层领导在力推改革。一是有可能改不动，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
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记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如何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魏加宁：我认为，改革形势出现了好转，新一轮改革竞争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值得鼓与呼。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却一味地追求短期繁荣，导致泡沫迅速膨胀，这恐怕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此外，酝酿多年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方案也终于出台。国有企业的定位应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部委之间，形成了一种改革的竞争态势。最终泡沫破裂，泡沫破裂又与人口老龄化重叠在一起，导致日本经济至今一蹶不振。
过去因为亏损严重，所以推动国企改革大家容易接受。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随之，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
当然，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加以改变，不应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不应是所谓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应当是以其为广大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并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高层领导在全力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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